来到西北大学，有一处“景点”几乎是每个参观者都要前往的，那就是位于学校的大礼堂。然而，单就外形而言，相较于北校区的其他建筑，如图书馆、科研楼、博物馆……大礼堂冠之以 “大”，实在是有些勉强——大礼堂仅仅只有一层，白白的外墙、圆圆的屋顶，加之周围几棵绿树的掩映，的确很有些“不起眼”。

但是，西大人却从不单单称其为“礼堂”，偏偏要在前边冠以“大”字，这又是为什么呢？

大礼堂之“大”，首先在于它的资格老。西北大学现存的校园建筑中，大礼堂是年代最久远的。从上世纪30年代至今，大礼堂历经了近90年的风雨，是学校发展变迁当之无愧的见证者。

此外，大礼堂之“大”还在于它的来头大——它的首倡建设者便是赫赫有名的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认为，“国家大事，当从事于教育一途”。在他担任东北大学校长时，就曾倾家财扩建东北大学，连张夫人于凤至都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为东北大学创办了家政系。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内迁，先至北平，后随张学良入陕迁到西安。到达西安后的东北大学就落脚在现在的西北大学校园，大礼堂就是在那时建造的。张学良还为东北大学校舍奠基仪式题词：“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自九一八，惨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勖尔多士，复我河山。”现在大礼堂的门前，还能看到刻有少帅题词的石碑。

当时的张学良被世人骂为“不抵抗将军”，入陕“剿共”又连连受挫，不仅归乡无望，反陷于连绵内战。正当其时，面对有家不能归的东北大学师生，张学良心中的悲苦和愤懑、对学子学成报国的殷殷之情，都流泻在这短短的几句题词中。

1936年，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活捉了蒋介石，逼其联共抗日。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身陷囹圄，东北大学也迁离西安。东北大学西安校址遂被胡宗南的部队占领，称为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蒋介石携宋美龄曾在这座大礼堂中给军官训话，少帅题词的纪念碑则被军官们挖出来当饭桌用。后来，胡宗南听说有人在背诵张学良的题词，不禁大怒，将石碑砸毁。多亏当时刻碑的白姓石匠冒着风险保存了原碑的拓片，才使得这一珍贵的题词在半个多世纪后得以重见天日。

白山黑水间的东北大学和八百里秦川上的西北大学相隔千里，两校历史却因世事更迭与演变在这座大礼堂里重叠。当年，大礼堂一定不止一次地目睹了少帅勃发的英姿，聆听过少帅带有东北口音的演讲。不知道少帅在作出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择之时，是否在这里徘徊过？也许，在他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前，来这里向他最关心的东北大学师生们告过别吧。

“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这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写于台湾的诗句。而大陆的这一端，西北大学大礼堂也曾经和西北大学的故知新人，期盼着昔日的少帅在有生之年能故地重游。

斯人已逝，空留下无限追想。碑刻仍存，述说着曾经的故事。少帅在西安完成了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笔，大礼堂穿过岁月沧桑，成就了自身的一段传奇。

新中国成立后，大礼堂仍默默继续着自己的使命。半个多世纪以来，大礼堂见证了有关学校发展大计的制定和通过，感受着无数青年学子的青春热情和活力。在这里，表彰过优秀先进，也产生过校园歌星。在这里，李泽厚讲过美学，李德伦指挥过交响乐；大礼堂演译过崔健的《一无所有》，也回荡过盛中国凄美的《梁祝》。直到现在，西北大学有什么重要的会议、活动，最理想的地点还是大礼堂……

半圆形的屋顶、高而狭的窗户；门口是四根圆柱支撑着一个向外伸出的风雨厅。大礼堂周身没有绚丽的色彩、繁杂的线条、精美的雕花，它古朴、凝重、苍凉。西大人始终精心保留着大礼堂的原貌，唯一的改动是解放后在礼堂的正门墙上镶嵌了一颗红星。现在这颗红星也和它承载的历史一起沉淀在了大礼堂的记忆中。为了使大礼堂与周围的环境和谐，学校还特意保留了在礼堂周围、与礼堂同时期修建的几排平房，使它们形成一个旧时代建筑的群落。

没有高大的现代化建筑在近旁苦苦相逼，大礼堂在绿树掩映下显得格外沉静和悠闲。

（作者系西北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中国科学报》 (2019-08-14 第6版 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