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远
（西北大学西北联大与大学文化研究院）
摘要：中国研究生教育起源20世纪初的教会大学，在借鉴欧美科研体制和继承中国书院自由研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国立大学直到1917年由蔡元培在国立北京大学设立研究所而开始。抗战爆发后，平津等地的“四校一院”西迁合组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并最终由永留西北的国立五校继承和发展了工科、农科和师范类的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西北联大在西北地区艰苦发展的10余年间，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对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取得如此成就的根源在于其立足西北、融汇世界的办学理念，这些对于当今的双一流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研究机构；西北联大；人文社科；自然科学
我国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迄今已经整整40年，但其起源可追溯至百余年前，已在研究机构建立、研究生培养、学位授予、促进学术发展方面有长期的积累。从纵向、横向、微观、宏观，或世界视角、中国视角、区域视角等多角度地研究这一历史，显然对我们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研究生教育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学术研究、特色学科建设、导师与研究生的学术贡献视角，梳理中国研究生教育的起源和发展，梳理研究生教育与学科建设的关系，总结历史上双一流建设的成败得失，并以西北联大的学术研究和特色学科建设为例回顾历史，以便为今天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历史依据。
一、中国研究生教育的起源
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在借鉴欧美科研体制和继承中国书院自由研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1918年，著名教育家任鸿隽曾撰文率先介绍欧美及日本近代科研机构的分类情况，尤其推重学校及大学的研究机构，也特别标榜中国书院自由研习的精神，倡导取西方大学之建制与中国书院之精神合二为一。1919年，蔡元培提出大学教学与学术的两大职能，在为北大重订 《研究所简章》时明确指出：“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研究班或专家讨论会，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同时，胡适指出，应将中国书院所具有的自由研习的传统吸纳于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之中，与西方近代大学所禀持的独立研究精神相结合。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时明确标榜以中国书院和英国大学制度为榜样。这些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逐步奠定了近代中国大学学术研究的基础。
（一）我国研究生教育始于20世纪10年代的教会大学
教会大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在旧中国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基督教创设的13所大学和罗马天主教创设的3所大学。从19世纪90年代在中国产生到20世纪50年代高校调整时退出中国历史舞台,教会大学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了近60年。
中国最早开展研究生教育的教会大学，依次为：1914年的震旦大学，1915年的文华大学，1916年的东吴大学，1919年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的学位种类包括文学硕士、理学硕士、法学硕士和医学博士等。震旦大学，原名震旦学院，由马相伯神父于1903年2月在上海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办，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1914年，震旦大学开始研究生教育，在三年之内完成法国文学、国文、英文、哲学、法学通论、法制源流、民法、宪法、刑法、商法、经济学、财政学、经济学史、诉讼法、海商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行政法、中国经济地理、中国法律史事批评、历史、地理、翻译等法科的课程学习即可获得“硕士学位”。 此基础上继续学习两年，则可获得博士学位。震旦所授予的学位种类包括法学博士、法学硕士、医学博士、工程师学位、文学硕士、理学硕士等法文证书，皆由法国驻华公使署派员“副署”，是中国第一所开展研究生教育并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校。
教会大学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创立了国内本科教育——国外留学研究生教育的模式，开启了中国近代海外留学的先河。1917年，清华大学出版的《留美归国学生人名录》一书中，列举的401名学生中有132人曾在教会大学受过全部或部分的高等教育。
（二）国立大学的研究生教育
我国国立大学直到1917年在国立北京大学创办了第一个实践意义上的研究生教育组织——研究所,直到1929年,才在自己创办的大学——国立清华大学里创办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院。至 1934 年 5 月 《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公布之前，全国已有 12 所大学先后设立了 36 个研究所。而中国政府直到1935年才正式颁布第一部《学位授予法》,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学位制度。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大学授予的最高学位为硕士学位。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国立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提出大学不仅是教学，“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主张，并详细阐述了文理融通的办学理念。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称为四大国学导师，在短短的4年中，毕业学生近70名，其中50余人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西迁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5月，北大研究院在昆明恢复并开始招生，研究生学籍分属三校。西南联大办学九年间本专科、研究生毕业3882人，其中90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含外籍院士），6人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奖章者共23人），3人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二、西北联大及其合组四校的概况
（一）西北联大的一流地位
平津之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北平研究院等于1937年9月10日合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翌年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相继并入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复化身为永留西北的国立西北五校——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从其母体与子体的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各自回迁复校或永留西北办学，具有特殊的整体性、连续性和统一性，是一个扎根西北、分而有合、子母血脉相连的高等教育共同体。其母体与子体在大西北历时10余载艰苦卓绝的办学过程,形成了人文社科、理工农医完整的学术体系和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中国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是世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运动史、中国人民抵御外侮史和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1938年和1939年的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简章中，西北联大在民国十大著名学府中排名第三。在《青年抗敌特刊》1938年25期的报道《沦陷区域各大学西迁内地后现状》和《文献》1938年2卷的报道《沦陷区各大学西迁后之现状》中，中央大学、西北联大、西南联大位列前三名。
（二）西北联大四校之一：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
北洋大学源于享有"东方康奈尔"之称的北洋西学学堂，1895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标志着中国第一所以 “大学堂”冠名的高等学府的诞生，它结束了中国延续长达一千多年封建教育的历史，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航程。在北洋大学任教的著名教授有丁家立、唐绍仪、吴稚晖、茅以升、侯德榜等。其创办者盛宣怀奏本中的《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个章程。他要求学员要循序渐进地精钻本专业，决不可"学无次序，浅尝辄止"。为进一步拓展知识领域，学堂自1906年至1914年，派出留学生57人，留美者居多，达44人，占总人数的77%以上。其中1907年有马寅初（1882—1982）等14人。
（三）西北联大四校之一：我国近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开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创立于请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位于景山马神庙）是为北平师范大学的开端，亦为我国近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开端。梁启超曾任校董事会董事长，李大钊、鲁迅、马寅初、翁文灏等曾在此任教。
（四）南北统一后按照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帝国大学区制创建的我国现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北平大学
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后，在国民党“四大元老”蔡元培、李石曾的呼吁和推进下，国民政府在教育改革中试行法国的大学区制。1928年7月，国民政府决议北平国立各校合组为国立中华大学，任李石曾为校长。1928年9月21日，国民政府同意李石曾建议，将国立中华大学改为国立北平大学，李石曾任校长，李书华任副校长，校长办公室于中南海怀仁堂四所。1928年11月正式成立，管辖平、津、河北、热河两市两省，是为北方唯一的大学区。在北平大学任教的著名教授有：李石曾、沈伊默、成舍我、李达、许德珩、陈豹隐、侯外庐、夏元瑮、范文澜、刘半农等著名学者。
1929年8月 ，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以国立北平大学的研究机构为基础组建国立北平研究院，并于9月9日宣布正式成立，研究院初为北平大学之一部分，后曾试图归于中央研究院，但在大学区制度尝试失败后成为一所独立的科研机构，李石曾和李书华分别担任院长和副院长。
（五）西北联大四校之一：中国近代最早的公立女子师范学堂——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前身为北洋女师范学堂，由袁世凯委派的天津女学事务总理傅增湘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6月，是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公立女子师范学堂。其名师和著名校友主要有：中国地学会首任会长、北洋女子高等学校校长张相文；中国杰出的现代话剧剧作家、女师外国文学教授曹禺；北方最早革命团体觉悟社社员之一、女师学子邓颖超。
三、西北联大-国立西北五校的研究生教育与重大贡献
（一）创立我国最早的师范研究生教育
早在1920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开办了教育研究科，招收高师和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及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英文程度要求能直接听讲，这是我国高等学校招收教育学研究生的开端。最早入学时有32名学生，为其上课的教师有蔡元培、胡适、余天休、傅铜、李建勋、美国学者杜威夫妇等，他们的实际学习时间为两年零三个月。这期学生于1922年4月毕业，实际毕业王卓然、康绍言、胡国钰、方永蒸、殷祖英等16人，仅授予教育学士学位，但为我国第一次授予这种学位。 1921年，又增设理化、博物、数理三部的研究科。1930年6月4日，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亦成立研究所，徐炳昶院长兼任研究所主任，黎锦熙任副主任，导师有黎锦熙、高步瀛、王桐龄、王文培、杨荫庆等。
西迁后，1938年12月1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传承北平师大传统，再设师范研究所，由教育系主任李建勋教授兼任主任。研究所第一次报名于1938年12月5日至9日进行，考试于12月11日至12日进行。分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后，1939年8月，通过考试招收3名研究生，复按教育部规定招收3名助教为研究生。1940年招收刘泽（女）、胡玉升、郝鸣琴、许椿生、佘增寿、凌洪龄、张柏林、庄肃襟、韩温冬、郭士豪、杨少松、梁钟濬、苏兢存、刘培桐、赵兰庭等10名研究生（8人为助教）。至1948年，研究所共录取研究生51人，除退学休学者外，实际培养学生31人，其中授予硕士学位者仅6人。
（二）创立我国最早的工科研究生教育
虽说我国在清代末年有了教会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文、理、法、商、教育学的研究生教育，南洋大学也在1926年成立了我国最早的工业研究所，但工科研究生教育则以国立北洋工学院为最早。其研究生教育始于1933年成立的矿冶工程研究所和工程材料研究所。1935年，研究所制定《国立北洋工学院工科研究所招考研究生简章》，当年录取采矿工程学门常锡纯、冶金工程学门谢家兰和冶金工程学门丁诚威3名。1937年夏，首届研究生毕业，组成以院长兼工科研究所主任李书田博士为委员长，校内外6名博士或教授为委员的毕业口试及论文口试委员会，进行硕士论文口试，其三篇学位论文均为英文，最终在“七七事变”前夕获准毕业，均授予硕士学位。常锡纯、谢家兰、丁诚威也分别成为我国采矿工程学和冶金工程学两个专业最早的研究生。
西迁及分立后，国立西北工学院继承了北洋工学院的工科研究教育，于1939年3月16日增设工科研究所（初分为采矿、冶金、应用地质3组）。1939年，充实工科研究所和工程学术推广部。同年秋，工科研究所又呈奉教育部令先成立了矿冶研究部，后拟增设其他研究部。每年研究经费3 000元，每位研究生补助生活费600元。
（三）国立西北农学院农科研究所的研究生教育
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急于“西进”和开辟植物调查新区的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与急于提升农林高等教育办学水平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辛树帜二人一拍即合，遂于1936年11月18日由双方联合创建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1939年1月24日复与国立西北农学院续约举办。这成为我国西北地区具有法国科学研究背景的第一个现代科学研究机构。但该机构由于当时条件限制并未开展研究生教育。
发展至1941年7月25日，教育部批准国立西北农学院成立农科研究所农田水利部并具有招收研究生资格，当年招收研究生3名，分别是李翰如、余恒睦和贾毓敏，均为本校的本科毕业生，是为全国具备此资格的国立中央大学等10所国立大学之一（私立大学亦有私立南开大学等6所）。
（四）国立西北大学的研究所与研究生教育
国立西北大学曾在1941年《教育杂志》编辑的《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最近实况》中，位列全国20所综合性大学中的第四位。1947年3月出版的《中华教育界》中，国立西北大学位列全国29所国立大学的第五位。虽然学校有突出的综合实力，然而，除1939年期间招收助教兼做研究生外，直至1956年西北大学才正式开始招收两名光学副博士生，从而开始了正规的研究生教育。西北大学有陕源和京源两个部分，按照时间顺序将西北大学的各类研究所及研究生教育作一阐述。
（1）陕源西北大学的自治研究所和研究生
陕源西北大学的前身之一陕西法政学堂的法政学科历史悠久，师资雄厚，早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民国二年（1913年），曾主持分两次派出留日学生109人（西北大学62人），其中大多数学习法政。在此基础上，清宣统元年二月初一日（1909年2月20日），陕西巡抚恩寿上奏宣统帝，获准成立“陕西法政学堂附设陕西省自治研究所”，并附《陕西法政学堂附设自治研究所章程》。宣统皇帝朱批：“旨该部知道，钦此”。该所由各府厅州县选送士绅入所，“专为养成自治人才”，6个月为一期，研究所设所长一人，研究人员20余人，学员称为研究生，并设有所外研究人员，主要负责人为钱鸿钧。这个自治研究所，学制仅半年，似乎像官吏培训，但从其开设的诸如法学通论，宪法、选举法、警察行政、教育行政、户籍法、地方自治制度论、府县郡制、市町村制、国际宪法、理财学等课程来看，又具有相当的深度，甚至还有“国际宪法”课程，加之西北大学前身雄厚的师资基础和留日背景，应定性为初始状态的为研究生教育。两年以后在陕西法政学堂等五个学堂的基础上成立西北大学，复派其中成绩优异者赴日留学，继续深造。这和北洋等大学最初不设研究院，而以留学完成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并无两样。
（2）国立西北大学传承北平大学-北平研究院史学和考古学，创立我国西北考古学
1933年2月间，北平研究院派史学研究会编辑徐炳昶，助理员常惠赴陕实地调查历史遗迹，从事考古工作。由北平研究院函商陕西省政府拨借民政厅房舍，以资办公。仿照《中央研究院与河南山东两省政府合组河南山东古迹研究会办法》，由北平研究院与陕省府合组陕西考古会。其工作暂分为调查、发掘、研究三步。其科学指导之责，由北平研究院任之。其保护之责，由陕省府任之。工作费用，则暂由北平研究院担任。随后依据合组办法，着手进行发掘工作，暂订以宝鸡县为试办区，徐炳昶、何乐夫、张嘉懿等在宝鸡县开始实地工作。
北平研究院史学所所长徐炳昶研究员、黄文弼研究员、何士骥（何乐夫）相继成为西安临大-西北联大讲师或教授。1939年8月后复为西北大学所继承。
夏文化的开拓者徐炳昶（1888-1976）显然是这一时期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曾在巴黎大学留学，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务长等。1927年后，除历任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院长、北平师范大学校长。他与黄文弼既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奠基人之一，又是西北联大-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奠基人之一。1926年末，任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1935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考古组主任。1948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早在“七七事变”之前，他已与黄文弼在西安碑林主持古物保管所工作，曾主持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工作，亦曾为西北联大发掘维护张骞墓的指导之一。他于1959年在豫西“夏墟”进行田野考古调查，是为夏文化的开拓者。
（3）国立西北大学文物研究所（室）
历史系搜集陕、甘、宁、青、新疆等省史料，成立考古室。1945年春教育部更将所属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历年所集资料，拨归国立西北大学校，遂将原有之考古室扩大改为西北文物研究室” 。先后进行了勉县历史考察和考古调查、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察等。
（4）西北大学的其他研究所
1940年3月，西大与西工合作成立西北科学研究室，以陕甘宁青新为范围，特别注重工矿地质交通研究。《西北文化日报》曾报道，“由西北大学及西北工学院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及西北科学研究室，均经蒋委员长核准，科学考察团早由两校教授殷祖英、余谦六、罗明、黄文弼等组成，今春与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同时出发，目前正在新疆从事考察工作。由赖校长自任研究室主任，西大教授殷祖英为副主任，西工教授张国藩为副主任兼总干事，此外该室还设学术评议会，聘请两校教授杨雷康、潘承孝、任殿元、曹国卿、张道谡、彭荣阁、张贻侗等为评议员”。
1948年7月，西北大学成立数学研究所。刘亦珩拟定《国立西北大学数学研究所计划》，其计划分为解析学组、几何学组、代数学及数论学三组，拟“暂以纯粹数学为限，实用数学、数学史、数理逻辑及数学教育方面，以后逐渐添设”。设导师委员会，每组导师2人，领导研究工作；研究助教若干人，招收各大学数学系毕业生，经过笔试及口试并提交在原校之毕业论文经审查委员会通过方为合格，至少以两年为限。
此外，还创建中国教育学会西安分会、中国物理学会西北区分会、中国化学学会西安分会、西北学会，以及法学、边政学、地理、教育、考古、政治学等学会或研究会，形成了学术研究的广泛社团基础。张伯声教授还曾提出建设西北科学院的计划。
国立西北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萌芽于1939年10月10日，教育部令国立西北大学发布助教兼作研究生办法，胡庶华校长通知全校各院系发布助教研究生办法。1939年12月29日西北大学派出青年教师王兆荷作庚款科学研究助理，并附生活费250元。
发展至1956 年 7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公布了《1956—1957 学年综合大学等院校招收副博士研究生计划》，批准西北大学在光学（旋光方面）招收 2 名副博士研究生，由岳劼恒指导；同时批准西北大学在几何、函数论、普通物理、光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政治经济学共计 7 个专业招收二年制进修师资研究生共计 13人。这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开端。1956—1966年，西北大学在光学等19个专业计划招收研究生67名，实际录取46名。1957年11月21日（至25日），西北大学招收四年制研究生开始报名，指导教师为岳劼恒、张伯声、陈登原、马长寿。1962年12月20日西北大学第28次校务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通过本校1963年参加全国高校研究生工作的决定。
1964年9月 7日 ，学校提出1963—1972培养研究生规划，招收研究生专业18个。1963年至1967年计划招收研究生27人，1968年至1972年计划招收研究生40人。这些专业 大多传承于西北联大，但因文革终止。
1978年西大研究生教育恢复后，1978年1月10日，学校按教育部通知，决定将1977和1978年两年招收研究生工作合并进行，共招收研究生44人（全省共280人）。1979年9月18日，西大招收研究生42名。1981年4月28日，西大学位评定委员会通过《西北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同年12月通过《西北大学关于制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暂行规定》。1982年4月西大学位评定委员会首批授予硕士学位28人，是为陕西省属院校第一批。1986年7月2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批博士、硕士授权学科、专业点和博士生导师申报揭晓，西大世界地区史、国别史（南亚、中东史），古生物学与地层学，煤田、油气地质与勘探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彭树智、薛祥煦、赵重远、史启桢（史为兰大申报）为博士生导师；获准硕士学位授权专业9个，分别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近现代史、考古学、中国民族史、世界地区史、国别史（中东、南亚史）、构造地质学、矿床学、自然科学史（数学史）、计算机软件。
（五）西北大学百余年来对研究生教育和复兴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
在自然科学学科中，从西北大学走出28位院士或学部委员。人文社科方面也是俊杰辈出，其毕业生中有：抗战时号称中条山的铁柱子孙蔚如（1910年入西大前身陕西实业学堂，1913年转入西北大学预科）；扼守娘子关的赵寿山（1911年入西北大学预科）；建国初期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西大前身西安中山学院毕业）；中联部副部长、驻古巴、印度大使申健（1937年入西安临大-北平师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王岐山（1976年西大历史系毕业）；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1949年西大教育系毕业）；全国劳动模范、骨科专家尚天裕（1948年毕业于西大医学院）；全国劳动模范罗健夫；开国大典的播音员齐越（西大外语系）等，涌现出柳青、贾平凹、迟子建、牛汉、雷抒雁、王子今、杨圣敏、张维迎、魏杰等大批才俊，赢得了“中华石油英才之母”，“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作家摇篮”等诸多美誉。
（1）开创我国西北新学制，存续中华民族文脉的根基，奠定近现代西北高等教育格局
通过晚清、民初、抗战时期的三波办学，作为我国西北最早的高等学府和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母机”，西北大学在京陕两地先后有60余所高校并入或分出，在西北分出20余所高校，从而开创了西北最早的文科、理科、社科、农科、医科等大学学科，催生了我国最早的现代学制，结束了封建教育的历史。其中，特别是西北大学为战后永留西北的北平大学和西北联大的主要传承者，在承载中华民族文脉薪火相传的过程中扮演了主角，参与了中国高等教育由“点线”布局向“面”上布局的伟大历史转折，参与了理工农医师范综合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大西北展布的伟大历史进程。
（2）创建一流的人文社科学科，持续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
早在抗战时期，西北大学即创建了以探索中华文明在西北发轫为特色的一流历史学科，特别是创建了我国大学最早的两个考古专业之一（1927年北京大学和1938年西北大学）和两个最早的边政学专业之一（1943年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由此，组织10余次西北科学考察，开创了艺术考古、边疆考古、国际合作考古，以及中国思想史、秦汉史、南亚中东史、西北民族史、唐代文学研究的新纪元。在此基础上，西北大学以持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为特色，为中国人文学科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开拓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侯外庐首译《资本论》，与张岂之等助手和研究生完成《中国思想通史》（5卷）、《宋明理学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学说史》（6卷）、《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33卷）等一批代表性著作，形成以侯外庐校长为代表、以张岂之等为主要传承人的侯外庐学派。西北联大时期的沈志远教授，毛泽东在延安曾在其所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作了2600余字的批注，完成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辞典，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一部著作《新经济学大纲》，1950年在中南海被毛泽东誉为“人民的哲学家”。
第二，完成我国第一部中东国家系列国别史。彭树智教授与研究生先后完成《文明交往论》、《二十世纪中东史》、《阿拉伯国家史》、《中东国家通史》（13卷）、《伊斯兰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等一系列著作，奠定了我国南亚中东史学科的基础，《中东国家通史》则填补了空白。杨兆钧教授曾留学土耳其，1946年晋升为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是西北大学乃至我国伊斯兰历史、西南亚历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第三，首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无人区、穿越罗布泊“死亡之海”、发掘百余处重要遗址，获得一系列重大发现，从而开辟了我国西北考古、科学考古。西北大学黄文弼教授一生4次深入丝路沿线特别是与瑞典科学家合作的新疆科学考察，行程38300公里，其中1943年4月至11月第三次西北科学考察由西北大学派出。他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踏勘的基础上，首次否定了流行两千余年的《史记•大宛传》和《后魏书》关于张骞第一次、第二次和归途通西域路线的一些错误记载，并绘制了新的路线图。他作为中国人，首次穿越世界第二大流沙塔克拉玛干沙漠千里无人区，穿越“死亡之海”罗布泊，发现了丝路军事要地汉代屯垦遗址、驿站遗址土垠、西汉黄龙元年竹简、西汉麻纸等重要文物，并对丝路咽喉古楼兰城历史、汉西域诸国分布、罗布淖尔（罗布泊）考古、守护丝路的重要人物班超等作了系统研究，奠定了汉代丝路沿线考古的科学基础，他发展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提出三重证据法，被称为我国西北考古第一人，我国科学考古第一人，我国国际合作科学研究第一人。
第四，开创我国艺术考古新领域。王子云教授考察丝路雕塑艺术遗存，他的足迹遍及丝路上的古长安茂陵、霍去病墓石雕群、青海西宁塔尔寺、拉卜楞寺、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河西走廊祁连山佛窟、新疆库车、拜城等丝路遗迹，他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是我国新美术运动最早的倡导者和参加者之一，也是现代美术教育和艺术考古学派的先驱。他自1940年，主持和实施了我国第一支以艺术文物考察为主题的中国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1942年首先建议教育部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1945年连同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历年所获文物数千件一同并入西北大学，任西北文物研究室主任，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雕塑史专著《中国雕塑艺术史》。
第五，开辟西北民族史研究，培养了一批民族史研究人才。西北大学早在1923年即开设边务科。1943年创建全国最早的两个边政学系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西北大学马长寿教授开辟了西北民族学的研究方向。他与研究生先后完成或出版了《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氐与羌》、《从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关中部族》等。传承者周伟洲教授先后完成了《敕勒与柔然》、《吐谷浑史》、《南凉与西秦》、《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民族史研究》、《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丝绸之路大词典》，段连勤教授完成了《丁零、高车与铁勒》、《隋唐时期的薛延陀》等学术专著，形成了西北民族历史研究的系列成果。
第六，为丝绸之路研究持续做出重大贡献。在历史上首次对位于陕西城固的丝路开凿者张骞墓和墓前石刻实施了科学的维护、发掘和增修，即1938年7月至9月，在墓前树立“增修汉博望侯张公骞墓碑记”、发表发掘报告、举办“张骞墓出土古物展览”，并自1939年4月起设“民族扫墓节”每年举行祭扫活动，从出土的“博望侯”封泥等确认张骞墓无疑，为我国外交史、对外开放史和“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确凿的科学依据。
创建了我国最早的两个大学考古专业之一和两个最早的大学边政学专业之一，培养了我国西北地区第一批专门从事考古和历史研究的人才，特别是培养了懂得蒙、维、藏各族文字、会骑马、会游泳、善于野外考察的80余名边政专才。此外，殷祖英教授实地测绘丝路沿线地图；李式金教授考察丝路南线故道，并重启了我国现代藏学研究；黄国璋教授首次考察丝路南线，并首次改造描述性我国传统的记述型地志学，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地理科学。
首次开展丝绸之路西段的相关研究。1946年，西北大学边政学系杨兆钧教授，翻译土耳其文的《克拉维约东使记》，首次涉及西班牙人克拉维约在中亚各地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帖木儿称霸河中后重开丝路的历史，对丝路西段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他是西北大学乃至我国伊斯兰历史、西南亚历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探寻丝路西段游牧文化遗存，开辟境外考古和国际合作考古的新模式。西北大学早在抗战时期即有黄文弼教授与瑞典科学家首开我国国际合作考古的先例，但尚属中国境内合作，到21世纪，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则将这种合作延展到了丝绸之路西段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3次考察工作，现场调查了30多处重要文化遗产点，获得一些重大发现，有望在这一重大国际学术课题上取得突破。
第七，在中国文学方面，经过傅庚生、张西堂、刘持生、安旗、韩理洲、李浩等教授与研究生的长期坚守，一时为全国古典文学重镇。抗战时期，西北大学即拥有黎锦熙、罗常培、许寿裳、胡小石、吴芳吉、郑伯奇、蒋天枢、高亨、高明、于赓虞等一大批著名文学精英。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北大学继承其事业，产生了一批新的探索者。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杜甫诗论》、张西堂的《唐人辨伪集语》、刘持生的《先秦两汉文学史稿》、安旗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李志慧的《杜甫与长安》、韩理洲的《唐文考辨初编》和《全唐文》研究，李浩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鲁迅研究自1924年鲁迅在西大讲学、鲁迅挚友许寿裳教授在西大任教、单演义教授的《鲁迅讲学在西安》，张华教授的《鲁迅与外国作家》，李鲁歌教授的《鲁迅郭沫若研究》，王富仁教授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以及阎愈新教授主编《鲁迅研究年刊》和《鲁迅致红军贺信的发现》等成果的发表，也一时称雄于文学界。孙浩辉教授的《大秦帝国》、《中国文明正源新论》、《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等著作，则开辟了西北大学古典文学与古文明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第八，奠定中国发展经济学，形成我国西部经济学派。早在西大前身西北联大时期，沈志远教授所著《新经济学大纲》即被誉为介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专著。罗章龙教授的《国民经济学》也盛极一时。新中国成立后，何炼成教授与其研究生扎根西部半个世纪以上，在资本论、劳动价值论、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思想史、西部经济研究方面卓有成就，著有《价值学说史》、《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生产劳动理论与实践》、《中国发展经济学》等，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并培养了张曙光、邹东涛、魏杰、张维迎、冯仑、刘世锦等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光明日报》曾以《为什么这么多的经济学家出自西北大学》予以报道。
（3）对中华自然科学文明的贡献
西北大学的理科向称发达。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开拓者李约瑟院士曾于1945、1972、1984年3次到访西北大学；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创建了西北大学数学系（为其所创云大、清华、东南四个数学系之一）；我国数学与自然科学史学科的创立者李俨院士在1937年即兼任教授，开设数学史、铁道测量等课程；改造中国古地理的先驱黄国璋、我国科学治水的开拓者李仪祉、我国生物统计学的创始人汪厥明、我国古生物学科的奠基者杨钟健等均曾在此任教。1937年以来始创的医学学科，到建国初，传承了我国最早国立西医高等教育的血脉，在病理学科、西医皮肤性病学、药理学、现代法医学、外科学、儿科学、血吸虫学、针感生理学、地方病学等13个领域居于全国领先水平，也培养了姜泗长、尚天裕等著名医学精英。基础科学的主要成就简述如下：
第一，以“王氏定理”与“侯氏变换”名列新华社《中国的骄傲——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现代科技成果》，占6项高校成果的1/3。早在西北大学前身西安临大-西北联大的数学系，就有哥廷根学派的中国传人曾炯教授，以“曾定理”、“曾层次”，将我国抽象代数推进到国际最前沿。傅种孙教授最早引入几何公理。1964年，王戍堂教授在国际上首次提出ωμ度量化定理，即“王氏定理”，解决了国际上自1950年以来10余年间未解决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侯伯宇教授在现代数学物理、近代场论、对称性、可积性、拓扑行为等领域艰辛探索，创造性地发现SU（2）单极可约化拓扑性、完全可积场的几个系列的无穷多守恒流的产生算子等重要规律，即国际上所称的“H变换”或“Hou-Li变换”，并据此获得一系列重要结果，并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三等奖。
第二，开创土壤热力学、奠定我国仪器分析学科。1937年至建国初期的西北大学教授虞宏正院士，专注于胶体化学和物理化学，开创土壤热力学，并创建中科院生物土壤研究所（今水土保持研究所）。高鸿院士则在极谱电流理论、悬汞电极理论、金属在汞中扩散理论和示波滴定方面卓有成就，首创我国仪器分析学科，完成我国第一部《仪器分析》专著，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第三，首次提出地壳波浪镶嵌构造学说。张伯声院士是传承北洋大学-西北联大矿冶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枢纽人物。自1937年到校以来，他献身我国地质学事业，在地质矿产、前寒武纪地质、第四季地质、构造地质方面不懈探索，于1959年至1964年间，创立“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被公认为中国五大地质构造学派之一。
第四，首次提出秦岭立交桥式构造说，揭示秦岭造山带形成与演化的构造机制和系统演化的规律。张国伟院士自1957年入学西北大学以来，即就此持续探索，在半个世纪中，与其团队多次南北横穿、东西纵贯秦岭山脉，终有所得，以“秦岭造山带岩石圈结构、演化及其成矿背景”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第五，将脊椎动物的起源前推5000万年。舒德干院士自1981年的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阶段，即倾心于云南澄江化石库的高肌虫研究，持续30余年，终于捉到了5.3亿年前的天下第一鱼“昆明鱼”，将脊椎动物的起源前推了5000万年。在Nature,Science发表10余篇论文，研究成果列为1999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和2001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第六，西北大学在晚清派出中国最早石油留学生，并在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大时期均为中国石油做出重大贡献。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清政府开办延长油厂，陕西巡抚曹鸿勋遂于西北大学前身陕西高等学堂内选派吴源澧、沈云骧、由天章(云飞)、杨宜鸿、方传龙、舒承熙、冯尔鹏、谭熙弭等10人到延长油矿实习，复于清光绪三十四年七月（1908年8月），派练习生吴源沣，舒承熙，杨宜鸿3人和自费生由天章同往留学。这些留学生在日本越后油厂学习两年左右，购买日本机器，先后回到延长油矿。1912年民国成立，新旧交替，厂事无人问津，自费留学归国的由天章“主任一切，勉维现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派出专门学习石油的留学生，而延长油矿又是世界大陆上开发最早的油田，故从西北大学前身陕西高等学堂派出石油留学生的意义重大，实际上揭开了西北大学在延长、玉门、大庆等我国各大油田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为中国石油做贡献的历史序幕。1939年入学西北大学地质地理系的田在艺院士发现大庆油田。1952年，西北大学应国家建设急需，开办矿产和石油地质专修科，仅至1956年即培养1260名地质技术人才，以致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全国14个大油田中，就有13个油田的局长或总地质师，出自西北大学，其中包括大庆市委书记李智廉、大庆油田石油管理局局长兼大庆市市长王志武等，被誉为“中华石油英才之母”。
第七，接收南海诸岛和完成我国第一部《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主持南海划界和实施十一段国界线。抗战胜利后，西北大学地理系主任郑资约（郑励俭）教授借调国民政府内政部方域司，被任命为南海诸岛接收专员，会同傅角今司长办理南海诸岛接收事宜。1946年10月23日，郑资约与助手曹昭孟及西北大学地理系4位学生登上太平舰向目的地进发，至1947年12月26日完成工作，经两月余，行程二千海里。郑资约与内政部方域司傅角今司长等整理实测资料，绘制中国南海地图，并向行政院呈请核准颁布一系列的地图。其中包括内政部绘制南海诸岛位置图、西沙群岛图、中沙群岛图、南沙群岛图、太平岛图、永兴岛—石岛图等以及《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1947年2月，郑资约仍旧回到西北大学地理系任主任、教授，并向全校报告了接收经过。1950年8月，方域司傅角今亦调任西北大学地理系主任、教授。傅角今教授在方域司任内，主持中缅边界、南海诸岛国界划定，11段线划定等重要工作，特别是于1947年4月14日他主持的公布西、南沙群岛范围及主权之确定与公布案会议，成为他一生中最重大事项之一，直到1962年他还在西大任上应外交部之邀赴京接受有关边界问题的咨询。
（4）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是其立足西北、融汇世界的远大抱负
西北联大先后化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五所均冠以“国立西北”名称的史实表明，它与生俱来，就显示了国家层面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的一种战略思考，也带有“西北”区域的“胎记”。如同姜琦教授所说，是要“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然而，西北联大与后继各院校在确定自己立足西北办学的同时，也并未受此局限，也尤其重视面向世界办学。陕源西北大学校长李仪祉提出了“为世界和平计，为将来大同计”，“教育家的眼界”，“不能不注射于世界教育” 的思想；西北联大常委、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李蒸提出：除对固有文化的承继与传承而外，“必须具备远大眼光，当本‘天下一家’与‘世界大同’之理想，努力争取人类的互助合作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对于世界科学思潮要能吸收与消化”。国立西北大学学术机关刊物《西北学术》也提出了：“研究东西学术，融汇现世界之思想” 的办学理念，这是西大百年积淀的重要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西北大学百余年来取得的这些重大成就和重大贡献，在大多数情况下，比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要艰苦得多，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甚至要忍饥挨饿或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确不易，因此它是西北大学的“根”与“魂”，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研究其形成的背景、基础、机制，传承这些优秀传统，显然对未来西北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和“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